唐纳德·特朗普——圣人还是暴君？

作者：姜钧华

一、引子

2021年1月6日，当成群的特朗普支持者挥舞着旗帜冲击美国国会大厦时，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被美国国会调查委员会认定“严重威胁了民主”，美国立法者的生命安全一度岌岌可危 。

而在另一端，无数忠诚的追随者仍视唐纳德·特朗普为“美国优先”的化身，坚信他能让美国重新伟大。如此巨大的反差，正是特朗普留给美国乃至世界的复杂遗产。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政治人物，支持者眼中的“拯救者”，反对者笔下的“独裁者”，他的所作所为引发了无尽的争议。

今天，我们站在2025年的视角，全面梳理这位第45任兼第47任美国总统的人生轨迹和政治道路，探究他行事风格背后的成因，评估他对美国和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从纽约地产大亨到白宫主人，从两次弹劾到再度入主椭圆办公室，唐纳德·特朗普的一生如同一出跌宕起伏的美国传奇，引人深思：是圣人般实现了美国梦，还是以强人之姿挑战民主底线？在这场旷世剧目中，我们将尝试寻找答案。

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的人生轨迹——美国梦的特殊实现

1. 德裔家族的美国梦

19世纪末，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希·特朗普（Friedrich Trump）的德国年轻人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开启了特朗普家族的美国梦。1885年，年仅16岁的弗里德里希逃避德国的兵役规定，怀揣着对新大陆的憧憬登陆纽约 。起初，他只是一个体弱的学徒理发师，却凭借吃苦耐劳和精明头脑，在西部淘金热中积累了财富。他曾奔波于纽约、西雅图和育空地区，经营餐馆旅店、投资不动产，冒险精神使他抓住机遇，在动荡年代打下家业 。

然而，当他满载而归试图重返德国故土时，却因早年逃兵役而被剥夺公民身份，不得不于1905年永久留在美国 。弗里德里希在美国安家落户，育有三名子女，其中次子弗雷德里克·特朗普（Fred Trump）就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父亲 。

弗雷德·特朗普继承了父亲的创业精神，在纽约开启房地产业务。他出生于1905年的纽约布朗克斯区，白手起家成为大萧条时期纽约最成功的青年企业家之一，在众人财务困顿之际反而积累了可观财富 。弗雷德于1930年代在纽约皇后区建立了“伊丽莎白·特朗普父子公司”（以他母亲及本人命名），专注于为中产阶级建造住房 。凭借敏锐的商业判断和勤奋工作，弗雷德的房地产生意越做越大，家族很快在纽约外区拥有众多物业，过上了富足安逸的生活 。1942年，来自苏格兰偏远小岛的移民玛丽·安妮·麦克劳德（Mary Anne MacLeod）成为弗雷德的妻子 。玛丽出身清贫，却陪伴丈夫过上了奢华的生活——皮草大衣、50英尺长的游艇，一应俱全，与其童年在苏格兰乡村的窘迫形成鲜明对比 。可以说，特朗普家族用两代人的奋斗，演绎了一个独特版本的“美国梦”：从逃离欧洲兵役的穷小子，到纽约房产界的新贵，移民家庭在新大陆实现了财富与地位的飞跃 。

然而，这个美国梦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弗雷德·特朗普深知身为德国裔在美国经商可能面临的偏见，便有意淡化德国家族渊源。据特朗普家族史料记载，弗雷德一度谎称自己的出身是“瑞典”，以免触怒犹太裔客户 。多年后，唐纳德·特朗普在自传《交易的艺术》中仍沿用这一说法，声称祖父来自瑞典 。直到20世纪末，这个“瑞典人”的谎言才被揭穿，特朗普家族才坦承其真正的德裔身份。这段往事透露出特朗普家族在追逐美国梦过程中对名誉和形象的重视，也为后人理解唐纳德·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埋下伏笔。

2. 军校生涯的转折点

1946年6月14日，唐纳德·约翰·特朗普出生于纽约皇后区一个名为贾梅卡庄园（Jamaica Estates）的富裕社区 。作为富商弗雷德的第四个孩子，唐纳德自幼过着优渥的生活。然而，物质的富足并未让他的童年循规蹈矩。相反，小特朗普从小精力旺盛、顽皮好斗，经常在学校惹是生非 。他的父亲弗雷德后来回忆说：“他小时候是个非常淘气的家伙” 。为了磨炼儿子的纪律性，培养服从和责任意识，父母决定在唐纳德13岁那年将他送入纽约军事学院（New York Military Academy）就读 。这所位于纽约北部的寄宿制军事学校以军事化管理和严格纪律著称，对于不安分的富家子弟而言可谓“矫正学校”。据特朗普自己后来回忆，最初他以为这是对自己的惩罚，但很快发现军校生活别有一番滋味。他开始适应每天列队操练、宿舍内务、穿军装、打靶的生活，并渐渐喜欢上这种井然有序的环境 。在军校期间，唐纳德学会了服从命令和带队统御，还担任过学生军官。然而，他依旧不改好强本色：据说毕业前夕因纪律问题被解除过连长职务，但这未能动摇他的自信心。

军校生涯被特朗普日后视作人生一大转折点。在那里，他第一次远离家庭庇护，体会到等级森严的组织生活。这段经历不仅培养了他的纪律观念，更让他对“力量”和“服从”有了直观认知。他后来曾夸口说，自己的军校训练“比很多人真正参军都严格” ，足见他对那段时光的认同。有人评价，正是在军校，年轻的唐纳德·特朗普学到了用准军事化的方式来要求自己和他人，这为他日后的强人领导风格埋下了伏笔。当然，军校并未彻底改变他的本性——顽强、不服输、渴望胜利的竞争意识依然深植于他的性格之中。可以说，军事学院的一纸文凭既是对他少年叛逆的矫正，也是塑造其“力量至上”信念的开端。

3. 大学教育与逃避兵役争议

1964年，18岁的特朗普结束了军校生活，回到纽约开始大学学业。他先在布朗克斯的福特汉姆大学就读两年，随后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 。沃顿商学院是全美顶尖的商科教育殿堂，唐纳德于1968年在那里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 。与此同时，正值越南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大批适龄青年被征召入伍奔赴东南亚战场。出身优渥的特朗普不愿中断学业，更不愿卷入战争泥潭，他从1964年开始连续获得学生身份的征兵延期 。直到1968年大学毕业，特朗普共拿到了4次学业延期，成功暂避兵役。然而，毕业后“学业延期”的庇护消失，唐纳德立刻面临被征召的风险。令人瞩目的是，他很快以体检不合格为由再次逃过一劫——体检医生诊断他患有足部骨刺，不适宜服兵役 。就这样，22岁的特朗普通过医学豁免成功免除了越南参战义务。巧合的是，1969年底美国开始实行乐透式征兵抽签，唐纳德的生日在抽签中排到了356号，在全年366个生日中顺位极靠后 。这意味着即便他此前没有免役，也几乎不会被再度征召入伍。无论如何，唐纳德·特朗普最终从未穿上军装走上战场，而是安然无恙地留在了美国。

关于特朗普避战的争议，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批评者指责他利用特权逃避了爱国义务，称其为“越战的逃兵”。2018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则爆料：为特朗普开具骨刺诊断证明的足科医生的女儿们声称，她们的父亲当年是为了讨好特朗普的父亲弗雷德而“帮忙”出具了那份证明 。据她们回忆，这位医生是弗雷德·特朗普房产楼里的租户，他常对家人提起为唐纳德写诊断书的往事，并暗示特朗普并非真的有严重的足疾，只是需要一个免服兵役的理由 。“这就是一个人情，”医生的女儿说 。这番爆料令特朗普的兵役史更添争议色彩。尽管特朗普本人否认其中猫腻，坚称自己确有骨刺问题，但公众对权势人物通过关系网逃避兵役的质疑始终挥之不去。多年后，特朗普在竞选时高调主张强化军力、强调爱国，但他本人未服役的历史仍被批评者反复提及，成为其形象中一个备受争议的注脚。

4. 商业帝国的崛起：受挫与反弹

4.1 父业的继承与扩张：进军曼哈顿

大学毕业后，唐纳德·特朗普选择追随父亲脚步进入房地产业。1968年，他回到纽约正式加入了父亲的公司，从底层做起，学习房地产开发的实务 。不到三年时间里，这位年轻人迅速展露出雄心：1971年，年仅25岁的唐纳德接过父亲的权杖，开始全面执掌家族企业，并将公司更名为 “特朗普集团” 。相较于父亲深耕皇后区、布鲁克林等地中产房产的稳健策略，唐纳德的目标更为远大——他瞄准了纽约最高端的曼哈顿岛，希望在那里的摩天大楼丛林中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

1970年代中期，唐纳德·特朗普迎来了进军曼哈顿的绝佳机会。当时，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破产，其在曼哈顿中心的一座老旧酒店——科莫多酒店（Commodore Hotel）陷入经营困境。特朗普敏锐地看到改造该地块的潜力，但以公司当时的资金实力，根本不足以独自拿下项目 。他没有气馁，而是发挥人脉关系和谈判技巧，成功说服大型连锁酒店凯悦（Hyatt）合作，并巧妙借助政府资源：凭借父亲在纽约政界的人脉，特朗普游说市政府为项目提供长达40年的房地产税减免 。这个税收减免价值巨大，相当于每年优惠400万美元，40年累计可达4亿美元 。有了这笔隐形财富作后盾，特朗普以极小的自有资金撬动了大项目——他和凯悦联手收购了破旧的科莫多酒店，将其华丽变身为崭新的豪华酒店“格兰德·凯悦” 。为了达成这笔交易，时任纽约市长甚至打趣道：“只要弗雷德和唐纳德想要的，在这城里没有他们得不到的” 。1978年格兰德·凯悦酒店开业，这被视为唐纳德成功进军曼哈顿房地产界的敲门砖。

随后的1980年代，特朗普在曼哈顿的地产攻势全面展开。他在第五大道购地兴建了一栋58层的现代化摩天大楼，即日后闻名遐迩的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 。1983年，特朗普大厦落成，其底层是奢华商场，高层则成为特朗普的个人豪华公寓和集团总部办公地 。这座高耸入云的大厦外立面采用反光玻璃幕墙和青铜饰边，在纽约摩天楼林立的天际线上独树一帜。特朗普大厦很快成为曼哈顿地标性建筑之一，既象征着特朗普家族的新地位，也凝聚了唐纳德对“更高、更奢华”的不懈追求。

特朗普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的标志性物业——特朗普大厦。它于1983年正式完工，高达58层，集奢侈品商场、办公空间和豪华公寓于一体。大厦底部入口处显眼的“TRUMP TOWER”金色字样，宣示着特朗普商业帝国在纽约心脏地带的崛起。

在巩固房地产核心业务的同时，年轻气盛的特朗普还将触角伸向其他领域。他野心勃勃地涉足博彩业，于1984年在新泽西的大西洋城开设了第一家赌场酒店“特朗普广场赌场”（Trump Plaza），随后又建立“特朗普城堡赌场”（Trump Castle） 。到了1990年，特朗普斥资近10亿美元打造了规模宏大的“特朗普泰姬玛哈赌场酒店”，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 。伴随着一个个耀眼项目落地，“特朗普”姓氏在纽约和大西洋城的摩天大楼和霓虹招牌上熠熠生辉。唐纳德·特朗普塑造出一位呼风唤雨的地产大亨形象，频繁出现在报刊杂志和电视节目中。到80年代末，他以40来岁的年纪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榜，成为炙手可热的公众人物。

4.2 挫折与反弹：金融风波和东山再起

然而，正当特朗普意气风发之际，命运给他的“美国梦”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经济环境骤变，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信贷骤紧。特朗普在前些年大举扩张中积累的巨额债务陡然压向他的新建帝国。为筹资建设赌场酒店，他从各大银行大量举债，一度债台高筑 。到1990年前后，特朗普集团的财务链几近断裂，陷入严重危机。为了帮助儿子渡过难关，年迈的弗雷德·特朗普甚至亲自出马“救场”——他在唐纳德的大西洋城赌场里购买了价值约320万美元的筹码，却并未赌博兑换，这实质上相当于向赌场注入现金 。但此举后来被监管部门认定为非法借贷，特朗普赌场因此遭到罚款 。尽管父亲伸出了援手，唐纳德仍难阻破产厄运：1991年，他引以为傲的“泰姬玛哈”赌场因无法偿还高额债务申请破产保护，次年他在纽约收购的豪华酒店“广场酒店”也宣告破产 。

短短两年间，两家旗舰产业相继倒下，特朗普的商业声誉一落千丈。一时间，媒体对这位昔日风云人物冷嘲热讽不绝于耳。1993年出版的一本传记干脆将他称为“迷失的大亨”，讥讽他因商业失败而沦为公众笑柄 。面对人生低谷，特朗普并未认输。他充分利用美国宽松的破产法，通过申请破产保护来重组债务，将负债延期或减记，从而为企业“续命” 。他事后总结说：“我只是运用了法律赋予的手段来削减债务” 。在经历破产重整后，特朗普放弃了一部分权益以换取债权人谅解。例如，他将赌场业务打包上市成立“特朗普酒店赌场度假村”公司，自己保留约27%股份而不再全权控制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特朗普个人的财务损失被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他以法律和金融技巧成功“苟延残喘”。

重整旗鼓期间，特朗普努力让公众淡忘自己的失败。他继续高调出席各种社交和媒体活动，以保持自身曝光度。同时，他巧妙地将“特朗普”塑造为一种商业品牌，而不仅仅是公司实体。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特朗普将姓氏授权给外部开发商，用于挂名高档建筑和产品，以收取许可费和分红 。他出版畅销自传和商业指导书（如1987年的《交易的艺术》），传播个人成功学理念 。他还涉足娱乐行业：从1996年起连续近20年拥有并经营“美国小姐”“环球小姐”等选美赛事，将自己打造为公众娱乐形象 。这些举措让他的名字始终与“成功”“财富”联系在一起。正如《纽约时报》在2004年评论的：“他的名字几乎成了成功的代名词，以至于再大的挫折都难以玷污他的声誉……常人的规矩似乎不适用于特朗普” 。这种精心经营的公众形象，使特朗普即便在商业受挫时期，仍保持了人气和谈资。

2004年，对特朗普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开启了一档真人秀节目——NBC电视台的《学徒》（The Apprentice）。在节目中，特朗普以老板身份出现，考验一群怀抱梦想的年轻选手，并以一句冰冷的“你被解雇了（You’re fired）”淘汰表现不佳者 。《学徒》大获成功，让特朗普重新回到全国观众的聚光灯下 。每周有数百万美国人守在电视机前，看这位直言不讳的商界大亨点评、训斥选手，并最终选出优胜者给予高薪职位。这档节目塑造了特朗普“铁腕老板”的银幕形象，许多观众由此相信他是一个精明强干、敢说真话的企业领袖 。通过真人秀，特朗普成功跨界成为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他的直率犀利风格反而赢得了一批观众的喜爱。此时的特朗普，经历过巅峰与低谷，在商界东山再起，又透过媒体把自己包装成“强人”符号。他似乎无往不利。更重要的是，《学徒》的成功为他积累了数以千万计的观众粉丝，也为他日后踏入政治圈、赢得普通选民青睐打下了意想不到的基础。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特朗普集团业务版图再度扩张。根据2016年的统计，特朗普的企业王国已囊括全球至少500家各类公司或资产，包括十余座美国国内的高尔夫球场、酒店物业，以及在欧洲、中东、拉美的多个房地产项目 。虽然外界无法完全知晓其财务情况（特朗普拒绝公开纳税申报表，且大部分资产通过私人实体持有 ），但毫无疑问，“特朗普”已经从一个人名，变成了一个涵盖地产、娱乐、媒体的超级品牌。综观唐纳德·特朗普迄今的商业生涯，不难发现其中暗含着一条“跌宕曲线”——他敢于冒险扩张，也曾濒临破产；他善用法律工具东山再起，更善于包装宣传将失败化作声望。他的商业传奇正如美国社会评价的那样：“从未停止过自我神话，即便在最低谷时也是” 。或许正是凭借这种百折不挠又深谙宣传的本领，特朗普才能将个人品牌延续数十年不衰，并最终将触角伸向更高的政治舞台。

5. 政治之路的铸就：角色转变与两次总统

5.1 从商人到政治人物的转变

特朗普涉足政治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980年代，他就曾以商界名人身份参与公共事务讨论，批评日本贸易政策、美国外交等议题，引起媒体关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更像是舆论场上的“花边政治人物”，并未正式踏足竞选。1988年，他曾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亮相支持候选人，2000年甚至短暂参加过小党派的总统候选人初选，但都无疾而终。然而，这位生意人的政治能量在岁月沉淀中悄然累积。真正让特朗普声名大噪的是他于2011年前后热炒的“出生地阴谋论”——他公开质疑时任总统奥巴马的美国公民身份，要求其出示出生证明 。特朗普借此迎合了一部分保守派选民对奥巴马的不信任情绪，在共和党基层声望骤升。尽管奥巴马最终公布出生证明粉碎谣言，特朗普却靠这场闹剧成功跻身共和党民粹保守派的代言人之列。

2015年6月16日，唐纳德·特朗普在特朗普大厦大厅乘坐镀金电梯缓缓降下，正式宣布参选美国总统。这一幕通过电视直播传遍全美，许多人最初以为这又是他博取眼球的商业噱头。然而，当他在演讲中痛斥非法移民“带来毒品和犯罪”、“有些是强奸犯” 、宣称要在美墨边境建墙时，大批心怀不满的普通美国人听到了符合他们心声的强硬声音。特朗普以政治素人之姿，开始在拥挤的共和党初选阵容中脱颖而出。他粗犷直接的言辞、对政治正确的藐视以及“美国优先”的民粹主张，与传统政客形成鲜明反差 。许多蓝领白人选民因全球化和产业流失而深感失落，他们从特朗普身上看到了挑战建制的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竞选口号响彻全国，特朗普一跃成为民意焦点。

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中，特朗普接连击败十余位政坛老将，出人意料地获得提名。接下来的大选更加跌宕起伏：面对经验丰富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几乎所有民调和专家预测都不看好特朗普。然而，2016年11月的选举夜，特朗普以微弱优势拿下关键摇摆州，赢得304张选举人票，以逆转之势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 。这是美国政治史上一次惊天冷门。特朗普不仅成为美国史上从未担任公职就直取总统宝座的少数人之一，也打破了精英政治对白宫的长期垄断。他在普选票上虽比希拉里少获得近300万张，但赢得了决定胜负的选举人票。这场胜利映射出美国社会的撕裂：一边是拥戴特朗普的草根民众高呼胜利，一边是大城市自由派精英对结果深感震惊。特朗普以“体制外”身份成功入主白宫，标志着他完成了从商界强人向政治强人的华丽转身。

5.2 首次总统之路

2017年1月20日，70岁的唐纳德·特朗普手按《圣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延续竞选时的民粹腔调，痛批华盛顿建制派让普通人民蒙受苦难，承诺将权力归还“被遗忘的美国人”。特朗普执政后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充满争议的政策，以兑现竞选承诺。上任仅一周，他就签署行政令，禁止多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美国，引发巨大争议和法律挑战。这项被称为“穆斯林禁令”的政策震动国际社会，也在美国国内掀起法律大战。特朗普政府还在美墨边境修筑隔离墙，强化移民执法，将“美国优先”具体化为严苛的移民政策。2017年底，他推动国会通过了大规模减税法案，为企业和富人减税，被视为任内主要经济立法成果。

在外交方面，特朗普奉行与前任迥异的路线。他不惜退出多项国际协议：2017年退出《巴黎气候协定》，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2020年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标榜“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 。他对传统盟友态度冷淡，曾多次质疑北约价值，甚至扬言如果盟友不增加军费，美国未必会伸出援手 。与此相对，他对一些强人统治的国家领导人却展现出意外的亲密，例如称赞俄罗斯总统普京“有领导才能”，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相互威胁后又戏剧性地会晤握手。这种外交风格被视为极具个人色彩：同时包含了鲁莽和大胆、对盟友的蔑视和对强权的倾慕。特朗普自诩在他的领导下“四年无战事”，确实美国在他任内未卷入新的大规模战争 ——他成为数十年来少有的没有发动新战争的美国总统。但另一方面，他任内世界也并不太平：2017年他下令向叙利亚政府军事基地发射59枚导弹，以报复其使用化武 ；2018年他不顾幕僚反对，突然宣布从叙利亚撤出美军，引发国防部长马蒂斯抗议辞职 ；2020年初他下令刺杀伊朗将军苏莱曼尼，导致美伊一度濒临战争边缘，美军多人在伊朗报复性导弹袭击中受伤 。可以说，特朗普执政四年奉行“实力促和平”的理念，在强军备战的同时避免直接卷入新战事，但他的即兴决策风格也让盟友和对手都感到不确定性。

在国内治理上，特朗普以“商人治国”姿态行事，用人不拘常规但也饱受争议。他喜欢任命身边的富商好友和保守派媒体名人入阁，却频频开除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官员，白宫高层人事动荡程度创下新纪录 。例如，他在2017年5月突然解除了正在调查“通俄门”事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引发对其妨碍司法的指责。随后，他的总统任期历经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两个弹劾案：第一次是因为他被揭发向乌克兰总统施压调查政治对手拜登（以冻结军援相要挟），众议院据此于2019年底表决弹劾特朗普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第二次则源于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众议院指控他“煽动叛乱”。虽然特朗普两次均在参议院审理中被宣告无罪（共和党参议员多半维护了党派立场），但成为美国史上唯一两次遭弹劾的总统 。这充分说明了他执政风格的争议性和对美国政治规范的冲击。

纵观特朗普2017-2021年的首次总统任期，有支持者赞扬他打破陈规、大刀阔斧，让美国经济在减税刺激下曾一度增长强劲，也没有新的战争包袱 。国际上，他政府促成了中东的“亚伯拉罕协议”，使阿联酋和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被视为外交突破 。但与此同时，他的许多做法也被批评为破坏了国际秩序和美国民主价值。他治下的美国更加内部分裂：他的激烈言辞被认为助长了右翼民粹主义和社会撕裂，他对政治对手和新闻媒体的攻击更是前所未见地尖锐。特朗普喜欢将媒体称为“人民公敌”，将批评他的人统统斥为“猎巫行动”，这种煽动性语言在美国公共话语中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特朗普首次总统任期的终结也极具戏剧性——他在2020年大选中败给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却拒不承认选举结果，从而埋下了国会骚乱的祸根。这一系列事件显示，作为总统，特朗普无疑改变了美国政治的运行方式和底线规范，使之朝着更对立、更极端的方向发展。这也为人们提出那句疑问埋下伏笔：这样一位引发巨大争议的领导人，究竟是美国的“圣人”，还是民主制度的“暴君”？

5.3 刑事指控

5.3.1 纽约“封口费”案

特朗普卸任总统后，面临一系列刑事调查和指控。其中首起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是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针对其2016年竞选期间“封口费”支付的案件。事情缘起于特朗普被曝曾通过律师迈克尔·科恩向成人电影女演员斯托米·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要求她对二人往日的婚外情保持缄默。特朗普在公司帐目中将这笔款项伪装成律师费报销。纽约检方指控这笔支付及其掩饰违反了纽约州商业记录法律。2023年3月，一个曼哈顿大陪审团历史性地对卸任两年的特朗普投下了起诉票 。4月4日，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正式公布起诉书：特朗普被控犯有34项一级伪造商业记录重罪 。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有前总统遭到刑事起诉，在全国引起轰动。起诉书称，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前后多次“虚假记录商业账目以隐藏犯罪行为”，试图隐瞒对选民不利的信息 。

面对指控，特朗普否认所有罪名，坚称自己无任何违法，斥责布拉格检察官是在搞“政治迫害”。案件于2023年和2024年在纽约法院多次开庭预审。根据纽约州法律，伪造商业记录通常为轻罪，但若为掩饰或推动其他犯罪目的则可升级为重罪。检方声称特朗普的行为与违反竞选财务法等违法行为相关联，因而属于加重情节。2024年，纽约法院对该案进行陪审团审理。据后续公开信息显示，陪审团裁定特朗普34项罪名成立，这意味着他被判犯有34项重罪 。这一裁决使特朗普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被刑事定罪的前总统 。不过，特朗普团队随即提起上诉，案件在2025年仍处于法律程序中。纽约“封口费”案不仅让特朗普个人法律风险高悬，也在政治上产生巨大影响——批评者认为这证明无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支持者则指责这是政治打压、激发更强的同情和支持热情。不管怎么看，这起案件已载入史册，标志着美国前所未有地把一位前国家元首送上被告席 。

5.3.2 机密文件处理不当案

第二起重大指控来自联邦特别检察官对特朗普离任后处理总统机密文件的调查。2021年离开白宫时，特朗普私自带走了大量原属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政府文件，其中包含高度机密的国防和情报资料。联邦调查人员在其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Mar-a-Lago）发现上百份标注机密的文件。2023年6月，联邦大陪审团以特朗普涉嫌非法留存机密文件和妨碍司法等行为，对其提出37项刑事指控，包括31项违反《间谍法》（非法保存国防机密）以及合谋妨碍司法、公然做伪证等罪名 。这是美国联邦政府首次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律起诉前总统。起诉书详细描述了特朗普如何在知情情况下留存大量机密文件（例如五角大楼军事计划、外国核能力情报等），并且在政府索要时多次隐藏转移，甚至指使助手向调查人员说谎 。根据起诉，特朗普这些行为严重危及美国情报安全。

特朗普对机密文件案同样予以否认，声称自己有权解密文件且受到政治迫害。他的律师团队多次尝试推迟审判。此案原定于2024年5月在佛罗里达开庭审理 ，但由于案情复杂和大选临近，审理日期一再延后。据美联社报道，法官已暗示审期可能推迟至2024年总统大选之后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7月检方又提出补充起诉，新增数项罪名，包括特朗普涉嫌指使助手删除监控录像以妨碍调查。机密文件案无疑给特朗普带来了重大法律风险——仅《间谍法》一项就可判他十年以上刑期。但在政治领域，它也成为特朗普及支持者口中的“猎巫”典型案例。在共和党阵营中，许多人相信特朗普是因挑战建制利益而遭“深层政府”算计，此案的进展因此备受瞩目。如果特朗普再次出任总统，他甚至可能试图通过赦免自己或让司法部撤销指控来化解此案。因此，这起机密文件案不仅关乎法律，更关乎美国法治原则和总统权力边界。

5.3.3 2020年大选后行为案

2020年总统大选落幕后，特朗普不承认败选，宣称选举存在“大规模舞弊”，并采取多种手段试图推翻各州选举结果。这些举动最终引发了针对他的一系列刑事指控。首先是联邦层面：2023年8月，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领导的联邦大陪审团在华盛顿起诉特朗普涉嫌密谋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起诉书列举了特朗普和多名同伙的行动，包括向官员施压、试图伪造选举人票、煽动支持者前往国会阻挠认证等 。特朗普被控4项罪名：串谋欺诈美国政府、串谋妨碍国会正式程序、妨碍正式程序，以及串谋剥夺选民公民权。这些罪名反映出联邦政府认为特朗普试图非法逆转选举结果、破坏和平交接权力的行为触犯了刑法。这起被称为“选举翻盘案”的联邦指控计划于2024年3月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开审。

与此同时，在佐治亚州，州检察官也就特朗普团队干预当地选举结果一事展开独立调查。2023年8月，佐治亚州富尔顿县大陪审团以违反该州反有组织犯罪的“RICO法”等罪名起诉特朗普及18名同谋 。起诉指称特朗普等人组成犯罪企业，通过向州官员施压、非法获取选民数据、伪造选举人等手段，图谋推翻乔治亚州选举结果。其中最著名的一段证据是，特朗普在2021年1月2日致电佐州务卿拉芬斯珀格，要求他“找出11,780张选票”使自己翻盘 。佐治亚州的指控涵盖范围广、被告众多，是对特朗普展开的第一起州一级刑事追诉。由于总统没有赦免州罪的权力，若特朗普在该案被定罪，将无法通过联邦职权自我赦免。这使得乔治亚案成为特朗普法律困境中的一大变数。

无论是联邦还是州的这些“选举翻盘”指控，核心都指向特朗普试图颠覆民主选举结果、延续个人权力的行为。在美国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形。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的鲜血和烟尘尚未散去，司法的清算已经开始。国会调查委员会认定，特朗普对骚乱“点燃了火焰”，严重危害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 。如今，通过刑事司法程序，美国正在检验一个基本命题：总统是否真的凌驾于法律之上？而特朗普则试图将自己塑造成“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继续凝聚支持者的人心。从法治角度看，无论这些案件结果如何，它们都将成为美国民主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在未来的史书里，人们会看到一位前总统因挑战宪法秩序而接受审判的镜头。这也使特朗普成为既类似“暴君”又自称“受难圣徒”的矛盾象征。

5.3.4 其他潜在法律问题

除了上述刑事指控，特朗普还面临着一系列民事法律纠纷和潜在调查。首先，是纽约州总检察长提起的针对特朗普集团的大型民事欺诈案。纽约检方指控特朗普及其子女长期夸大资产价值、欺骗银行和保险公司，从中获得贷款优惠和保险赔付 。2023年9月，纽约高等法院法官恩戈朗作出简易判决，认定特朗普等人在多年财务报表中存在巨额虚假陈述，构成欺诈 。例如，特朗普声称自己位于特朗普大厦的顶层公寓面积为实际的三倍，虚增价值约2亿美元 ；又如，他宣称海湖庄园价值逾6亿美元，而估值人士认为其市值不到3000万 。法官直言：“如此数量级的夸大只能被视作欺诈” 。这一裁决几乎板上钉钉地判定特朗普集团在纽约的商业运作有欺诈行为。2024年，该案进入赔偿罚款阶段，纽约法院据报道命特朗普及其公司支付高达3亿至5亿美元的罚金和赔偿 。此外，法官还下令限制特朗普集团在纽约开展业务，以防止其继续进行非法活动 。虽然这是民事案件，但惩罚力度之大对特朗普家族企业造成重创，也让特朗普本人在金融信用上蒙羞。他愤怒地谴责这是“民主党政治司法的又一出荒唐闹剧” 。

其次，是性侵和诽谤诉讼。1990年代知名专栏作家E·简·卡罗尔（E. Jean Carroll）指控特朗普于1995年在纽约一家百货公司的更衣室内性侵了她。特朗普对此予以嘲笑否认，称卡罗尔“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引发后者提起诽谤诉讼。2023年5月，该案在纽约联邦法院迎来判决：陪审团裁定特朗普对卡罗尔实施了性虐待（Sexual Abuse）并在事后发表诽谤言论，须向卡罗尔赔偿总计500万美元 。这一裁决虽非刑事犯罪定罪，但在法律上认定了特朗普对女性的性侵害行为属实，是历史首次有美国总统被司法认定犯有性侵不法行为。特朗普上诉试图推翻判决，但2023年9月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500万美元的赔偿裁决 。这意味着特朗普在民事法律上被正式认定曾对一名女性进行性侵犯并造谣诽谤。尽管他依然否认，并在集会上辱骂卡罗尔，引发对他追加诽谤的新诉讼，但裁决已对他的公众形象造成了不可磨灭的负面影响。

除了以上案件，特朗普还卷入许多其他法律纠纷：国会警察及国会众议员起诉他为1月6日骚乱负责的民事索赔案、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对其就职委员会资金使用不当的调查案、其商业伙伴的纠纷仲裁，等等。不胜枚举的法律麻烦使特朗普几乎成为美国史上诉讼缠身最多的总统人物。他身上的法律风险既来自他过去几十年的商业行为积累，也源自他近年的政治举动。在2024年再度竞选总统期间，这些案件不但没有削弱他的支持，反而让不少支持者更加笃信特朗普所谓“体制猎巫”的论调，捐款和声援源源不断 。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特朗普本人的名言：“哪怕我站在第五大道把人枪杀了，我都不会失去选民支持。”当然，对更广大的美国公众来说，一位曾被陪审团裁定性侵女性、被法院认定商业欺诈、背负刑事指控的前总统卷土重来，无疑是对法治和道德的一场考验。特朗普的法律战线漫长而复杂，最终结果如何尚难预料。但无论如何，这一系列纷纭的案件已将特朗普塑造成一个独特而矛盾的历史角色：他既被支持者奉为捍卫人民利益、不畏强权的英雄，也被反对者视为挑战法治、妄顾规则的危险人物。

5.4 枪击事件与第二次上任

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再次将特朗普推上了风口浪尖。在背负数桩刑案和争议的情况下，他依然毅然决然地争取共和党提名，并于当年中顺利胜出，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然而，就在竞选如火如荼之际，一系列突发事件震撼了美国：特朗普本人险些遭遇暗杀。2024年7月13日，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场露天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时，突然传出枪声。据报道，一名武装人员企图在现场直播中行刺特朗普 。现场一片混乱，安保人员迅速将特朗普护下讲台。最终，特朗普仅轻伤（耳部被擦伤），但站在他身后的一名支持者不幸中弹身亡 。这一惊心动魄的枪击事件震惊全国，也使特朗普一度中止竞选活动。而短短几天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特朗普为2024年总统候选人——这无疑使那场未遂暗杀更添几分“历史劫难”的戏剧色彩 。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两个月后的9月15日，又发生了一起针对特朗普的武装袭击企图 。当日特朗普正在佛罗里达州自家高尔夫俱乐部会见支持者，一名枪手试图接近特朗普时被安保人员当场发现并制伏 。特勤局事后将此定性为“显然是一次暗杀企图” ，这意味着联邦调查局同时要处理两起针对前总统的刺杀案件。庆幸的是，特朗普在第二次事件中安然无恙，无人员伤亡。然而，连续的未遂暗杀令本就高度紧张的竞选气氛更加白热化。特朗普的支持者愤怒谴责极端分子试图通过暴力剥夺人民选择领袖的权利，而反对者则警告特朗普挑衅性言行可能激化对立。美国社会的政治裂痕在这些事件中再次暴露无遗。

尽管经历了生死考验，特朗普的竞选势头并未受阻。2024年11月，他在大选中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时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再度赢得总统职位 。此次选举结果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特朗普获得312张选举人票，对手226张，同时还意外赢得了普选票多数 。他由此成为继19世纪末格罗弗·克利夫兰之后，美国历史上第二位非连续两届当选的总统，并以78岁高龄成为美国史上最年长的就职总统 。更让人瞩目的是，特朗普也是第一位带着弹劾案和刑事定罪光环重返白宫的总统 。正如媒体评论所说，2025年1月20日当特朗普再次在国会山宣誓就职时，这一幕打破了多个美国政治纪录，既彰显了民主制度的弹性，也引发关于制度脆弱性的深刻反思。

2025年1月，特朗普在华盛顿的就职典礼盛况和2017年相比更显复杂。他在就职演说中没有表现出任何和解姿态，反而重申对政治对手的愤懑，声称要“解放”国家，使其摆脱“激进腐败的建制派”控制 。他将第二任期描述为“人民夺回国家的胜利”，誓言将第一任期未完成的任务一一实现。就职不久，特朗普政府旋即采取一系列引发国际震动的举措：他签署行政命令重新奉行“美国优先”外交，对多边体系采取更强硬的对抗姿态 ；他更不顾盟友反对，授意国务院执行对国际刑事法院（ICC）官员的经济制裁，以报复该法院曾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的行为 。这一举动遭到包括欧洲盟国在内近80个国家的公开谴责，它们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ICC的“坚定支持”，捍卫国际司法体系不受美国胁迫 。特朗普不为所动，他坚持认为这些国际机构侵蚀了美国主权，只有以牙还牙才能维护国家利益。

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让美国国内外都进入了某种不确定的新局面。支持者期待他“再创奇迹”，继续以非典型手段打破陈规，实现边境安全、经济繁荣的承诺；而批评者则担心他在掌权后会加强对司法的干预、对反对者的清洗，进一步侵蚀民主制度的制衡机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唐纳德·特朗普已经重新站上权力之巅。他曾跌落，又东山再起，个人命运的戏剧性与美国时代的震荡交织在一起。这不禁让人追问：驱动特朗普前行的内在信念和行事模式究竟是什么？他那备受争议的强人风格从何而来？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过去，去探寻塑造特朗普行为模式的关键人物——他的“影子导师”罗伊·科恩。

三、力量至上：特朗普的行为模式

1. “实力促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

1.1 政治修辞风格与外交政策的核心

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行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信念：唯有强大的实力才能确保和平与安全。这一理念可追溯至里根政府时期的口号“以实力求和平”，而特朗普在21世纪将其以更直接强硬的方式予以诠释。在竞选和执政过程中，特朗普以简明有力、充满斗志的修辞动员支持者。他惯用夸张直白的语句描述美国面临的威胁，承诺用 “前所未有的强硬” 来保护国家安全。在2017年就职当天的总司令就职舞会上，特朗普豪言：“我们将用实力确保和平，让美国和世界再次安全！” 。这句誓言充分体现了他的信条：不是通过妥协与联盟来追求和平，而是依靠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和强硬姿态实现安全 。可以说，“实力促和平”四字构成了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核心宗旨之一。

在特朗普看来，美国长期奉行的多边主义和渐进外交过于软弱，他更倾向于用交易和力量说话，快速达成自认的“胜利”。他对世界的看法充满了交易意味：凡事要求“划算”，要求直接见效，不愿意为长远抽象的国际规则埋单。因而在外交辞令上，特朗普摒弃了传统政客的温文尔雅，经常语出惊人。例如，他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威胁将“彻底摧毁”朝鲜，以回应朝鲜的核武挑衅 ；也曾对中东恐怖组织誓言“用比他们所见过的更大的烈焰和愤怒打击他们”。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言辞在国际舞台上引起轩然大波，却也令支持者拍手称快。在他们看来，特朗普终于让美国敢于直面威胁，以强硬态度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再一味满足盟友或敌手的要求。特朗普的政治修辞风格由此可见一斑：用最简单直接的语言凸显力量决心，强调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硬实力，藐视所谓“政治正确”的束缚。这种风格既巩固了他的铁杆基本盘，也在很大程度上撼动了国际社会对美国领导角色的既有认知 。

1.2 实力促和平的具体体现？

特朗普任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践行了“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支持者认为，他执政四年 “没有发动新的战争”，打破了美国近几十年频繁海外用兵的惯例 。确实，特朗普在2017-2021年期间没有像前任那样出兵推翻某国政权或新开战场，他还下令与阿富汗塔利班谈判并签署撤军协议，试图结束美国最长的战争 。在任期结束的告别讲话中，特朗普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多年来第一个任内没有把美国拖入新战争的总统” 。这种“不打新仗”的记录，被他的支持者奉为“特朗普和平主义”的证据。然而，另一方面，特朗普时代决非“天下太平”。他奉行“重拳出击，震慑敌人” 的策略，美国军队在一些地区的军事行动甚至比前任更加激烈。例如，2017年特朗普下令对叙利亚政府军机场发射59枚巡航导弹，以报复其使用化武 ；同年，他在阿富汗投下美军史上最大当量的非核炸弹，攻击“伊斯兰国”藏身的山洞；2018-2019年，他大幅加强也门和索马里境内的反恐空袭次数 。这些行动虽未升级为全面战争，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军事强硬举措。

在朝鲜半岛，特朗普上任初期对金正恩政权摆出极限施压架势，“火与怒”的言辞一度让半岛剑拔弩张 。直到2018年，他又转而与金正恩历史性会晤，“从敌人成为朋友”，缓和了局势 。支持者称赞这是特朗普“先示强再求和”的胜利范例，通过展现更大武力威胁，迫使朝鲜走向谈判桌 。批评者则认为，这种 “先拧紧螺丝再松开” 的戏剧性操作固然避免了战争，但也可能让局势更不可测，不值得提倡。

在中东，特朗普对伊朗采取了极端强硬路线。除了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严厉制裁外，2020年他直接下令定点清除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 。此举引发伊朗发射导弹报复，美军数十人受伤 。虽然双方最后克制，没有进一步扩大冲突，但紧张关系长期难以消弭。有分析指出，特朗普任内中东局势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改善——他政府促成了阿联酋、巴林等与以色列建交的“亚伯拉罕协议” 。这些协议某种程度上联合了地区力量共同遏制伊朗，被特朗普吹嘘为“中东和平新篇章” 。他的支持者将此视为“实力促和平”的成果：通过展示对伊朗的极限压力，反倒逼使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联手稳定局势 。然而，巴勒斯坦方面和许多观察家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认为该协议只是战略结盟，未真正解决中东核心冲突 。

总体而言，特朗普倡导的“实力促和平”在实践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确实优先投入巨资重整美军，加强军力建设，并敢于对外动用武力，塑造一种“让对手畏惧”的形象。例如，他任内美国国防预算持续增长，新组建了太空军，寻求保持绝对军事优势 。这种姿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慑效果——“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他任内被消灭了最后的地盘，叙利亚和朝鲜也未敢越雷池一步。同时，他没有开启新的大规模战争，使美国避免了人员巨大伤亡，这在动荡的中东和东亚可算幸运。然而另一方面，特朗普的许多强硬举措只是短期平息了表面冲突，却未建立长久和平基础。例如，朝鲜无核化谈判在他离任后陷入停滞，伊朗核活动则在无协议制约下大步推进。所以，有评论指出，特朗普任内“虽然没有新战争，但全球和平也没有到来”，危险只是被暂时压制而非消除 。可以说，“实力促和平”更多是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宣示，而非经过严谨论证的政策成果。它体现了一种信仰：只要肌肉足够强，和平自会水到渠成。但现实远比宣言复杂。尽管如此，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特朗普的决策方式和对外言辞，也形塑了他在支持者心目中的强人领袖形象。

2. 零和博弈：特朗普的世界观核心

2.1 零和博弈的概念

特朗普的世界观往往被概括为一种 “零和思维”（Zero-sum thinking）。所谓零和，就是一方得利必然意味着另一方受损，双方不可能同时赢。特朗普从商数十年，习惯于将谈判和交易视为赢者通吃 的角力。他将这种商业竞争理念毫不保留地带入政治领域，无论是经济谈判还是外交博弈，都秉持着胜负分明的原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别人眼中的双赢，在特朗普看来只有赢家和输家” 。他曾合著畅销书《交易的艺术》，强调谈判就像战斗，必须一方胜出 。为了确保自己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特朗普不惜放弃传统政治中追求多方共赢、互惠互利的思路，而是坚持要压倒对手，把蛋糕最大份额拿到自己手中。

在特朗普的演讲和推文中，“胜利”（Win）和“失败”（Lose）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他喜欢将支持他的人称为“赢家”，鄙夷反对者为“输家” 。这种简单直接的二元划分，凸显了他眼中成败观的非黑即白。他在商业上极尽夸耀成功，厌恶承认错误或失败；一旦受到批评，便倾向于猛烈反击，将矛头指向对方的失败之处，以此重新夺回“赢家”姿态。可以说，“赢”是特朗普行事的首要准则，而“不输”则是最低底线。他崇尚赢家通吃的人生哲学，相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然主导着21世纪的国际关系和经济竞争 。因此，在他处理国家事务时，很少提及妥协或共赢，而是处处设定输赢框架。例如，在移民议题上，他将严控边境和支持移民看作你死我活的对立；在贸易议题上，他将美国逆差解释为“我们输，他们赢”；在外交上，他要求盟友“选边站队”，否则就是站在美国的对立面 。这都反映出他深层的零和思维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零和观念并非特朗普首创，却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从政坛“素人”到白宫主人，特朗普充分利用这种简单的输赢叙事凝聚了许多对现实不满的民众。对于感觉自身利益受到全球化损害的工人、对社会文化变化焦虑的群体而言，“让美国赢”的口号极具煽动性。他们相信特朗普能帮他们在国内外竞争中重新成为赢家。零和思维在特朗普手中，成为一种理解世事的简化镜头：把复杂问题还原为对抗关系，把困难归咎于某个明确的“他者”，从而调动情绪和支持。只是在这镜头之外，更广阔的共赢空间则被刻意忽略甚至否定了。

2.2 特朗普思维下贸易关系中的赢家与输家

零和世界观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体现最淋漓尽致的领域之一，就是国际贸易与经济关系。特朗普经常把贸易谈判描述成你输我赢的生意桌。他坚信美国多年来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吃了亏，别国占了美国便宜，使美国成为“输家”。他上任后直言：“再也不能有双赢，世上没有双赢，只有一方赢、一方输。美国有巨额贸易逆差就是在输。” 特朗普尤其痛恨贸易逆差，因为在他看来，逆差意味着美国把财富拱手让给他国，是美国领导人“谈判无能”的体现 。基于此认知，他发起了全面的贸易政策转向，以保护主义和强硬谈判为手段，力图扭转他心目中的不公。

针对中国，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开启了自上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中美贸易冲突。他指责中国“多年来一直在贸易上强奸我们国家”，宣布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 。这是典型的零和打法：用美国市场准入为筹码，迫使中国让步。特朗普政府深信，中国长期的对美巨额顺差就是美国“输”的证明，必须通过贸易战才能“赢”回来 。关税开打后，双方互征报复性关税，贸易战一度升级。然而特朗普并未退缩，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场非赢即输的决斗，妥协等于认输。他顶住国内压力，甚至不惜让美国农民和消费者承担高昂代价，也要对中国步步紧逼。他以为只要美国展示出更强的承受力，最终的协议就会让美国“赢”。2019年底，中美达成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增加采购美国产品 。特朗普将此吹嘘为胜利，称自己的强硬达成了史上最好的贸易协议。然而，客观而言，这份协议并未解决结构性问题，只是让双方暂时停火。更重要的是，贸易战的结果并不如特朗普所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并未根本减少，许多关税成本转嫁给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美国经济也受到了负面影响。但对坚持零和观念的特朗普来说，他关注的不是总的经济福利损益，而是输赢姿态的展示。通过贸易战，他向支持者交代了一个“美国不再任人宰割、挺直腰杆说不”的姿态，而对复杂的后果则避而不谈。

不仅针对中国，特朗普对美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也挥舞关税大棒。他曾威胁对欧洲汽车加征关税，逼迫欧盟启动贸易谈判；对近邻墨西哥更一度扬言如不遏制非法移民就征收全面关税，迫使墨西哥让步加强边境管控 。2018年，他单方面退出了奥巴马政府参与谈判的泛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认为多边贸易协定让美国“吃亏”，转而偏好单对单地与各国重新谈判 。这一系列行动的背后逻辑，都是将贸易视为零和游戏：通过展示美国“不惜一战”的态度，迫使对方让步，从而让美国取得更有利的条件。特朗普上任后很快重新谈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推出新版的美墨加协定（USMCA）。新协定中，美国要求墨西哥提高工人工资、增加美国产品采购配额等，号称纠正了NAFTA对美国的不利条款 。特朗普称USMCA为“美国工人的重大胜利”，批评者则认为变化有限。但在特朗普眼里，他至少证明了美国不再安于现状，而是勇于推倒重来重新分配利益。

特朗普这种贸易零和论的极端体现，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你不能人人都是赢家，只能有赢家和输家。贸易逆差国就是输家。” 他从不掩饰这种信念，并用之指导几乎所有经济谈判决策。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曾批评道：“特朗普把国际经济想象成一场零和博弈，他忽视了贸易也能合作共赢的事实。”但特朗普对此毫不在意。在他看来，美国经济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是他国造成，美国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让他国利益受损。这种以邻为壑的思维模式在他执政期间回到了全球经济 discourse 的中心，美国也从开放自由贸易的主要支持者变成了关税壁垒的筑造者之一。可以说，特朗普对贸易关系的理解完全符合他一贯的零和哲学：通过让美国“赢了别人”，来证明美国重新强大。这种策略短期可能在协议文本上体现为美国所得条款稍多，但长期代价则是国际信任与合作环境的损耗。无论评价如何，特朗普式贸易观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的冲击是深远的，也为他贴上了“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鲜明标签 。

3. 外交与内政：“美国优先”与“强人风格”

3.1 外交政策中的美国优先

3.1.1 单边主义外交

“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纲领性口号。这一口号最早在二战前的孤立主义运动中出现，特朗普于2017年就职演说中堂而皇之地予以复活 。他宣称美国将不再牺牲本国利益去成全别国，一切外交行动都以美国利益为中心。实质上，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外交方针体现为一种单边主义：他不信任多边机制，认为国际条约和组织束缚了美国。他相信凭借美国的硬实力，可以在双边谈判中获取更大优势，而多边合作往往让美国“吃亏”。因此，他上任后做的第一批重大决定，就是退出或削弱多边协定与机构。2017年6月，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抨击协定对美国“不公平”，放弃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领导角色 。他还撤回美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机构的参与，称这些组织“偏袒反美势力”。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他愤而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指责世卫“为中国隐瞒疫情站台” （后继任总统拜登上台首日即重新加入该组织）。这些举措一系列下来，让全球震惊：美国这个冷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塑造者，突然对自己缔结的规则网频频“退群”“毁约”，多边体系受到严重冲击 。

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中，最具冲击力的莫过于他对传统盟友关系的颠覆。他将联盟视为美国负担，公开对北约、防务条约等表示怀疑。他抱怨北约盟国“占美国便宜”，没有承担足够军费 。2018年北约峰会上，他甚至威胁如果盟国不把军费开支提高到GDP的2%，美国可能“自行其是” 。有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私下数次谈论让美国退出北约，直至幕僚竭力劝阻才作罢 。他还对欧盟这个美国亲密伙伴采取对抗态度，直言欧盟在贸易上“和美国作对” 。在他眼里，欧盟是经济竞争者而非共同体伙伴。他对德国、法国等盟友领导人时常冷淡无礼，却对普京、金正恩等威权领导人表现得更友善主动，这种反差让西方盟友深感不安。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曾感叹，有了特朗普这样的朋友，欧洲还需要敌人吗？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还表现在他重新定义了美国在中东和亚洲的同盟。他质疑长期驻军价值，从叙利亚突然撤军没有提前知会盟友库尔德武装，令其猝不及防 。他还曾经一度扬言要撤出驻韩美军、撤走驻日美军核保护伞，除非日韩承担更多费用 。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观念下，一切联盟承诺都变得附带条件、可以交易，美国不再无条件给予安全保障，而是将其标价出售。这种对待盟友的方式被形容为“保护费外交”，大大削弱了美国几十年经营的盟友信任 。许多盟国开始质疑美国的可靠性，欧洲甚至酝酿推进独立防务以摆脱对美依赖。

3.1.2 对国际法的挑战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在另一个层面体现为对国际法律规范的蔑视和挑战。他倾向于凭实力行事，不愿受国际法和多边规则约束。当国际规则与美国直接利益相冲突时，特朗普往往选择无视甚至对抗。例如，在处理恐怖嫌犯时，他主张恢复严刑逼供（如水刑），虽然后来被国防部长马蒂斯制止，但可见其对国际人权公约限制的不屑。同样地，当国际刑事法院（ICC）尝试调查美军涉阿富汗战争罪时，特朗普政府不仅拒绝配合，反而反击性地制裁ICC官员。这在以往美国历届政府中闻所未闻。2020年6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授权冻结ICC相关人员在美资产并限制其入境 。9月，特朗普政府依据此命令宣布对ICC首席检察官和一名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包括金融制裁和旅行禁令 。这一举动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近80个ICC成员国联合声明支持法院独立公正工作，强调ICC是国际正义的重要支柱 。连传统盟友英法德都明确反对美国制裁ICC的做法 。特朗普政府对此置若罔闻，坚持认为ICC侵犯了美国主权，不应对美国人有司法权。特朗普的这一系列动作被视为对国际法治的严重挑战。国际法专家批评称，特朗普让美国从国际法的守护者变成了破坏者之一 。在他任内，美国先后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全球移民契约等重要框架，背弃了许多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成果。甚至连美国国内的法律人士都忧虑，特朗普政府这些作为会侵蚀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让“大国强权”再度取代理性法律原则。

3.1.3 重新定义“联盟”体系

特朗普的外交实践使美国的联盟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他上台前，美国的全球联盟网络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和长期信任基础上；而在特朗普眼中，联盟更像是一份份可以讨价还价的合同。他重新定义联盟关系的核心是要求“对等回报”。如前所述，他一再要求盟国增加军费分摊，否则美国就减少安保义务。他将驻军成本折算成金钱，公开向德国、日本等索要巨额费用，甚至威胁撤军 。特朗普政府还淡化了价值理念，将一些非民主国家视为潜在盟友。例如，他执政期间与沙特阿拉伯走得很近，虽该国卷入也门战争并爆出暗杀记者丑闻，特朗普仍力挺沙特王储，视其为遏制伊朗的伙伴。他甚至在2018年和金正恩会晤后表示“我们相爱了”，对这样一个独裁政权领导人大加称赞 。这种举动令传统盟友错愕，却符合特朗普的强人偏好：他更欣赏那些拥有集中权力、能一言九鼎的领导人，哪怕他们不符合民主价值。他相信和强人打交道更“有效率”，不像西方盟友那样唠叨道德和程序问题。因此，在特朗普时代，美国的联盟体系呈现出诡异的变化：民主盟友的关系降温，反而与一些强人政权走近。批评者担忧，这种变化会导致“自由世界”联盟松散解体，而权威主义阵营士气上升。

特朗普也试图重塑联盟内容上的互惠概念。他多次抱怨美国在提供安全保护，却换不来经济好处。例如，他指责韩国享受美军驻防，却在贸易上对美顺差，因而对韩国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以示不满。同理，他对欧盟国家既要美国驻军又搞高额贸易顺差极为不忿 。在特朗普看来，安全和经济都是谈判筹码，可以互相交换，只要最后美国利益算总账是赚的即可。这完全不同于冷战以来美国将联盟视作稳定战略架构、价值共同体的传统观念。有人评价说，特朗普把联盟关系“交易化”、“短期化”了 。这虽然满足了他美国优先的政治诉求，却伤害了盟友的信任感，长期或将削弱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号召力。

综合来看，特朗普外交的“美国优先”本质上包含了单边主义倾向和对联盟体系的重新审视乃至破坏 。他相信美国的实力足以单打独斗解决问题，因此不愿多承担国际公共责任；他也相信联盟应该为美国服务，而非美国服务联盟，因此毫不犹豫打破旧规则。他任内的这些做法，被批为“退回孤立主义”、“美国领导退位”。但在他的支持者看来，这正是结束过去美国被全球拖累局面的英明之举，是重塑更公平国际关系的开始。无论功过如何，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给世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它使战后形成的国际合作范式面临考验，也为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崛起提供了参照。有分析称，特朗普执政轨迹可能标志着二战后美国作为国际秩序守护者角色的终结，或者至少是一个中断。当一个超级大国开始以纯功利眼光打量全球事务时，国际关系的性质也随之改变。特朗普对此并不讳言，他公开表示：“我不是全球主义者。我只代表匹兹堡，不代表巴黎。” 这句话或许最精炼地概括了特朗普外交的逻辑：世界很大，但他只在乎美国本身。秉持这种逻辑，特朗普祭出了美国优先的旗帜，也令他成为全球化时代逆潮流而动的典型人物。

3.2 内政治理中的强人风格

3.2.1 建立“忠诚”的内阁团队

在国内执政方面，特朗普秉持着一种强人统治风格，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高度重视个人忠诚。他渴望属下对他绝对效忠，反感任何内部异议或制衡。特朗普的内阁和白宫团队在他任内经历了异常高的人员更替率。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指出，特朗普第一年高层离职率就打破历届总统纪录，是奥巴马的三倍、里根的两倍 。这种前所未有的动荡，很大程度上源于特朗普对“忠诚”的偏执要求。他在选人用人时往往更看重对方是否忠心可靠，而非专业资历 。许多初入白宫的官员因为难以完全认可特朗普的一些决定或行事方式，而在短期内被边缘化乃至解职。例如，2017年8月，因对特朗普在夏洛茨维尔骚乱事件的言论持批评态度，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选择辞职；2018年12月，因反对仓促撤军叙利亚，国防部长马蒂斯愤而辞职。在特朗普手下，哪怕是资深将军、亿万富翁，当他们无法与总统保持“一条心”时，都无法久留高位。

特朗普白宫的这一现象，连同他竞选连任团队的选人标准，都体现了他打造忠诚团队的执念。2024年竞选期间，特朗普阵营明确表示，若他再入主白宫，将只任用对他有“忠诚和信念”的人 。一位竞选高官甚至公开宣称，任何想在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任职的人必须证明对特朗普“忠贞不二” 。据路透社报道，2024年大选后特朗普的过渡班子开始秘密审查名单，剔除那些曾批评或不够忠心的人，只考虑“真正的MAGA信徒” 。特朗普对前任团队中被视为“不忠”的成员仍记恨在心，例如他明确表示不会让前联合国大使妮基·黑利或前国务卿蓬佩奥重返团队，因为他们曾在离任后发表对他不完全拥护的言论 。相反，那些始终紧跟他的亲信和在媒体上为他辩护的铁杆，则被委以重任，如竞选经理苏西·怀尔斯在2025年被任命为白宫幕僚长 。甚至有传言称，特朗普打算重用那些没有政府经验但对他极其忠诚的铁杆拥趸担任要职，以确保再无“背叛”和“暗中拆台” 。

特朗普对忠诚的强调在一些具体事件上表现得尤为露骨。早在2017年，他就被曝曾要求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向他效忠，科米婉拒后不久即被解职 。特朗普还曾对时任司法部长塞申斯因回避“通俄门”调查大为光火，因为塞申斯此举被他视为“不帮忙”、“不讲义气”。2018年11月，特朗普迫使塞申斯辞职，用更忠心的代理司法部长掌控司法部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因多次与特朗普政策不合拍被开除，特朗普后来嘲讽他“蠢得像石头”且“不够听话”；国防部长埃斯珀因为反对特朗普考虑出动军队平息国内抗议而被解职。凡此种种，清晰传递出特朗普的信号：身为下属，才能和专业都可以相对次要，忠诚才是第一位的。正如特朗普著名的一句抱怨：“为什么我身边没有像科恩那样的人？”他所指的科恩是他的前律师罗伊·科恩，一个毫无底线地维护他利益的“狠角色”。在特朗普看来，他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死忠干将，而不是自以为是的技术官僚或独立意识强烈的专业人士 。这种对忠诚的极端要求，使特朗普政府内部形成了一种“圈子文化”：唯总统马首是瞻，个人意志高度集中。美国历史上从未有哪任总统像特朗普这样，把执政团队塑造成个人效忠的团体，几乎抹杀了内阁自主和相互掣肘的传统。

然而，过分倚重忠诚也带来了治理隐患。首先，高度忠诚往往意味着缺乏多元意见和健康批评，这可能导致决策失误无人纠正，偏听偏信。其次，为追求忠诚，特朗普经常换人，结果很多重要岗位长期由“不成熟”的代理官员担任，机构功能受损。更严重的是，这种个人崇拜式的忠诚文化冲击了民主制度下的忠于宪法原则。公共官员究竟是应忠于国家法律制度还是忠于某个领导个人？特朗普的回答显然是后者。这一观念在他2020年败选后的行为中达到了顶峰：他向政府官员和地方人员施压，要求他们配合推翻选举结果，而不是履行其法定职责接受选民意愿 。有人为忠诚背叛了原则，有人坚持原则违背了特朗普的“忠诚”标准。最终的国会骚乱成了这种矛盾的爆发点。当时任副总统彭斯拒绝配合特朗普否定选举人票的非法要求时，特朗普怒斥他“没有勇气”，而一些极端支持者甚至高喊“绞死彭斯”。可见，特朗普对私人忠诚的苛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制度底线。这正是其强人式领导的危险所在：个人凌驾团队，忠诚压倒制度。这种风格强化了特朗普对团队的掌控，但也削弱了制衡与专业理性。它使特朗普政府决策快速集中，却也易偏听偏信。或许对特朗普而言，他宁愿决策可能有错，也不要属下阳奉阴违——这与他坚信自己直觉判断、高度自信的性格一脉相承。

3.2.2 对民主制衡的挑战

特朗普的强人作风不仅体现在用人上，在更广泛的治国理念上也是对美国民主制衡机制的一种冲击。美国的政治制度建立在“三权分立”和媒体监督等多重制衡之上，总统权力受到国会、司法、新闻舆论的限制。然而，特朗普以强烈的 “一人领政” 意识行事，对于各种掣肘表现出极大不耐。他多次公然挑战其他权力部门的权威，试图打破传统约束。

首先是对司法独立性的冲击。特朗普经常公开对法院判决品头论足，抨击法官有政治偏见，特别是当法院驳回他政策时。比如，他称阻挡“穆斯林禁令”的联邦法官为“所谓的法官”，对最高法院中不同意见的自由派大法官也不敬。在最引人瞩目的“通俄门”调查中，特朗普多次干涉司法流程：他解雇FBI局长科米 、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对特别检察官米勒施压，还私下要求当时的司法部副部长想办法限制调查范围。这一系列举动被许多法律界人士批评为妨碍司法公正，甚至成为他首度弹劾调查的一个因素。尽管最终司法部未起诉特朗普妨碍司法，但米勒报告列出了多达10次特朗普可能干预调查的行为 。可以说，特朗普对司法独立的漠视和干预欲望是前所未有的。更离谱的是，在2020年大选后，他据称考虑过利用总统特权为自己宣布胜选、动用司法部没收投票机等方案，被身边人劝阻 。而他后来确实在临下台前滥用了赦免权，大量赦免自己的政治盟友（如前顾问班农、竞选经理斯通等），引发广泛质疑。特朗普此举被批评为将总统赦免变成了犒赏忠臣的工具，也损害了法治精神。

其次是对立法机关的对抗。特朗普执政期间多次和国会冲突，尤其是众议院在2018年民主党夺回控制权后频繁调查他的政府。面对国会传票，特朗普采取消极抵制战略，指示官员拒绝出席听证、拒交文件，导致司法诉讼不断。他本人更在推特辱骂众议长佩洛西和监督委员会主席希夫，用侮辱性绰号攻击政敌。这种对立法监督的蔑视态度远超以往总统一般的政争。他曾声称根据“行政特权”可以完全拒绝国会调查，而民主党人则指责他公然违宪蔑视国会权力，列入弹劾条款之一 。此外，特朗普还擅长绕过国会直接行使行政权。例如2019年国会只愿拨款13亿美元边境墙经费，特朗普愤而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挪用军费修墙 。此举在国会遭到两院投票否决，但他动用否决权坚持执行，最终边境墙项目继续推进。这表明特朗普倾向于通过行政命令和紧急状态等手段规避国会审批，将总统权限极大化。

特朗普对言论新闻自由的敌意也是民主制衡的一大隐忧。他上台后，从未停止攻击传统媒体，频繁将主流媒体称为“人民公敌”，指责他们散布假新闻 。2018年，他吊销了白宫资深记者的采访证，遭法院驳回后仍不断设限打压批评媒体。2020年选后，特朗普更借助社交媒体发布大量关于选举欺诈的不实消息，导致社交平台最终封禁了他的账号。这种总统与媒体的战争，使美国新闻自由指数在特朗普时期下降。更值得警惕的是，特朗普鼓动支持者仇视媒体和反对派精英，造成社会撕裂和潜在暴力风险。2018年就发生过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邮寄炸弹给CNN和民主党领袖的案件，好在未造成人员伤亡。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时，暴徒也袭击记者设备，高喊媒体是敌人。特朗普虽然未直接号召暴力对付媒体，但他持续的煽动性语言无疑起到了类似效果，破坏了民主社会赖以运转的理性公共讨论基础。

最后，特朗普甚至挑战总统权力交接这一民主根本规范。在2020年败选后，他拒不承认结果，动员支持者前往华盛顿施压国会不认证选举人票 。当暴徒冲进国会肆虐时，他却延迟出面制止，据调查委员会指出，他当时的无所作为“严重危及了和平权力过渡这一民主支柱” 。这一举动使许多人直呼特朗普对美国民主构成了直接威胁。事后国会众议院第二次弹劾他“煽动叛乱”，虽参院未达定罪票数，但在共和党内也有7位参议员破天荒投票支持弹劾案，可见其行为之越界。

综上，特朗普以强人领袖自居，其统治风格对美国赖以平衡的民主机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希望总统可以像公司CEO一样说一不二，而不是受各种“繁文缛节”束缚。他厌恶制衡，视之为效率低下的表现。他用自己的方式集中权力、削弱掣肘，一定程度上实践了“民粹威权主义”的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在美国这样的成熟民主国家引发了强烈反弹，也引来了对其弹劾和下台的结局。但特朗普个人似乎毫不悔改，他仍坚称体制对他不公，宣扬如果他重掌白宫将“大扫除”华盛顿腐败建制。可以预见，他的强人治国思维在新的任期内只会更变本加厉。

上图：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试图阻止国会认证选举结果。这场暴力事件被广泛视为特朗普“强人政治”挑战民主制衡的高潮。

国会调查发现，特朗普对暴乱的煽动与放任“严重威胁了民主，并将美国民选官员的生命置于险境”。美国历史上从未有总统行径如此。这张照片中，抗议者高举“特朗普”旗帜占据国会台阶，象征着特朗普强人风格带来的民主危机。事后，众议院以煽动叛乱条款第二次弹劾特朗普，凸显他对宪法秩序前所未有的挑战。

4. 特朗普主义：右翼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混合体

经过对特朗普行为模式的剖析，我们不难看出，支撑他诸多举措的是一套独特的政治意识形态组合，被舆论称为“特朗普主义”。特朗普主义并非传统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简单延续，而是一种融合了右翼民粹主义、经济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元素的杂糅体 。它有着鲜明的特点和诉求，塑造了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倾向。

首先，右翼民粹主义是特朗普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民粹主义强调社会中“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的对立，主张将权力从精英手中夺回交给人民。特朗普在政治叙事中反复自称代表“被遗忘的美国人民”，攻击华盛顿政客、建制权贵、主流媒体等精英群体 。他声称这些人出卖了国家利益，伤害了普通民众，而自己要为人民夺回国家。他那粗犷直率、不修边幅的风格恰恰符合许多草根选民对“真性情”、非典型政治家的期待。这种民粹姿态帮助特朗普凝聚了一大批忠诚支持者，他们相信特朗普会打破精英对权力的垄断，让人民重新作主。特朗普主义的民粹色彩还表现为对体制和专业意见的蔑视，宁可相信“人民常识”和直觉判断。这也是为何特朗普屡屡无视专家建议，敢于推出许多逆专家共识的政策，因为在他看来精英知识可能带有阴谋，“人民的直觉”才最可靠。

其次，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是特朗普主义的经济内核。特朗普支持高关税、反对自由贸易协定，认为全球化伤害了美国工人利益 。他强调保护美国制造业、减少对外依赖，主张企业将生产链迁回国内，为美国人提供就业。他上任退出TPP协定、重谈NAFTA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都是基于这种保护主义理念。他将经济视为国与国的竞争赛场，坚决反对多边自由贸易规则，而偏好双边交易 。这种经济民族主义也延伸到反对移民（认为低技术移民抢了美国人工作）、反对外国投资等方面，都是为了维护所谓“国家经济主权”。特朗普主义因此与传统共和党精英奉行的自由市场全球化路线分道扬镳，更接近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和保护关税的传统 。这套经济思想迎合了“铁锈地带”白人工人和部分中产者的心理，他们对制造业凋零、工作外流早有怨气，特朗普的保护政策让他们看到希望。但其他人则批评这种政策狭隘短视，破坏全球供应链和美国长期竞争力。然而，至少在政治动员上，经济民族主义有效塑造了特朗普为“美国工人代言人”的形象。

民族主义或称“白人民族主义”的成分也隐含在特朗普主义中 。特朗普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这种美国民族主义充满怀旧意味，追求恢复过去白人男性占主导的社会秩序。有评论指出，特朗普的种族和文化言论中经常流露出对少数族裔和移民的敌意，他通过妖魔化拉美移民、穆斯林等，激发了白人民族主义情绪 。例如，他推动的“穆斯林禁令”和大力打击非法移民政策，都迎合了部分白人选民对异族文化渗透的焦虑 。另外，他对极右翼团体往往态度暧昧：在2017年夏洛茨维尔骚乱中，特朗普声称冲突双方“都有好人”，未明确谴责新纳粹和三K党，引发巨大争议 。甚至在2020年总统辩论上，当被要求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时，他让“骄傲男孩”这类极右组织“稍安勿躁，静待指令”，被批评为暗中勾连极端分子。这些都让人们担心特朗普主义中包藏的民族主义毒素。很多学者指出，特朗普主义复活了美国政治中的 “种族民粹主义” ——以白人身份焦虑为燃料的民族主义，它将多元化视为威胁，追求单一文化主导地位 。特朗普本人未公开宣扬白人至上，但他的政策和话语被白人民族主义者视为知音，以致这类团体在他任内活动更为嚣张。

最后，特朗普主义还有一个部分是对阴谋论和反智主义的容纳。特朗普频频传播未经证实的阴谋论，如奥巴马出生地阴谋、选举大规模舞弊论、新冠特效药奇迹等 。这迎合了一些对主流叙事不信任群众的心理，形成独特的“阴谋动员”。在特朗普主义的运动中，像QAnon这样的荒诞阴谋论也混杂其中，被一些铁粉奉为圭臬。特朗普并不排斥，反而时有互动点赞。这种反智和阴谋成分，让特朗普主义带有民粹极端主义的色彩，质疑一切权威知识，以情绪和信仰代替事实 。这固然增强了内部凝聚，却也使其支持者与现实脱节，甚至发生国会骚乱那样的极端事件。

特朗普主义是多种思想的混合体：它煽动民众对精英的不满（民粹主义）、主张封闭保护的经济政策（保护主义）、宣扬民族利益至上和排他性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并伴有对多元价值的敌意和阴谋论思维 。美国专栏作家迈克尔·格森曾一针见血地定义“特朗普主义”是“一些保护主义、本土主义和痛恨精英的苦毒混合” 。这种意识形态迎合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底层和部分中产的情绪，使特朗普非但未因种种争议而失去支持，反而凝聚起稳定而狂热的选民基础。可以说，特朗普主义的出现，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西方反建制浪潮在美国的集中体现，与欧洲的右翼民粹运动（如英国脱欧、法国国民阵线崛起等）有异曲同工之处。特朗普主义将美国传统两党政治的光谱拉向民粹民族主义的一端，它不是保守主义的正统，却成为共和党基座的一部分。特朗普卸任后，这股意识形态仍在共和党内和社会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特朗普主义”已远超越特朗普个人，成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正如有评论所言：“特朗普或许终将离去，但特朗普主义不会。” 它代表的那部分选民诉求和价值观，将继续塑造未来美国的政治版图。

四、过去决定现在：特朗普行为模式的成因

1. 罗伊·科恩的身世与背景：特朗普的“影子原型”

在分析了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和意识形态后，我们不禁要问：这种独特的强硬模式从何而来？尽管性格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但一个人物的影响尤其引人注目，他就是罗伊·马库斯·科恩（Roy Marcus Cohn）。罗伊·科恩被称作特朗普的“影子原型”，是塑造特朗普行事哲学的重要导师。了解科恩的人生轨迹，有助于理解特朗普身上的某些执念和手段。

罗伊·科恩出生于1927年，出身纽约一个殷实的犹太律师世家。从小聪明且志向高远的他，20岁出头就成为检察官，在苏联间谍罗森堡夫妇案中崭露头角。1953年，年仅26岁的科恩被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选中，担任臭名昭著的参议院反共调查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 。在红色恐慌席卷全美的麦卡锡时代，科恩与麦卡锡狼狈为奸，对所谓共产主义嫌疑人大搞迫害。他咄咄逼人的质询和阴险狡诈的手腕让许多人心生畏惧，成为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化身之一 。后来麦卡锡倒台，科恩退出政坛转入私人执业。他回到纽约，利用广泛人脉和无所顾忌的手段，摇身一变成为纽约权势人物——集律师、掮客和说客于一身的“政治掮客”和黑白两道通吃的 fixer。科恩的客户名单极为多样：从意大利黑手党教父，到大资本家，再到天主教大主教，他都能左右逢源 。他以行为冷酷无情著称，曾放言“我从不偿还欠款”，多次卷入贿赂、欺诈等丑闻却能逢凶化吉 。尽管如此，科恩最终未能逃脱法律制裁。1986年，他因长期的不道德执业行为（包括挪用客户资产、伪造文件等）被纽约州吊销律师执照 。不久后，年仅59岁的科恩死于艾滋病，晚景凄凉 。但在生前数十年里，他“无恶不作”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熟识他的人用一连串骇人的词形容他：“邪恶”“残忍”“无道德”“恫吓者”“政治杀手” 。甚至有人称他为“纯粹的恶魔”，认为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良知 。这样一位毁誉参半的角色，后来却成为年轻特朗普的人生导师，正可谓“魔鬼教给魔鬼的学生”。

2. 特朗普与罗伊·科恩：从律师与客户到师徒关系

唐纳德·特朗普与罗伊·科恩的交集始于1973年。那一年，特朗普刚接手家族房地产生意不久，就遇上一场棘手官司：美国司法部指控特朗普父子经营的公寓在租赁中歧视非洲裔租户。这是一起严重的民权指控，年轻气盛的特朗普急需一位狠辣高明的律师为自己辩护。据特朗普回忆，当时他父亲弗雷德在一家私人俱乐部的聚会上，把自己法律纠纷的烦恼告诉了一位熟人，对方立即推荐：“去找罗伊·科恩，他能搞定一切。”就这样，特朗普慕名结识了科恩，并请他担任自己与公司的代理律师 。

科恩没让特朗普失望。他采取了极其激进的应对策略：非但不妥协，反而一纸诉状反告政府诽谤，要求巨额赔偿 ！这种“反咬一口”的战术震惊了司法部，也使特朗普家族避免了道歉认罚的体面解决。案件最终以双方庭外和解收场，特朗普没有承认过错。从此，科恩赢得了唐纳德的彻底信任，成为他的私人律师和亲密顾问 。当时30出头的特朗普对科恩可谓又敬又畏。科恩带着他出入纽约上流社交圈，结识各路大人物；在商场谈判时，科恩授意特朗普采取强硬乃至讹诈策略，为他压阵撑腰。两人的合作远超普通律师与客户关系，更像师徒或盟友 。科恩教给特朗普一套与众不同的处世要诀，而特朗普从科恩身上学到了如何在纽约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茁壮成长。

罗伊·科恩对特朗普的影响不仅在法律事务上，更在做人哲学上。科恩信奉的“攻击、再攻击，永不道歉”处世之道深深打动了特朗普 。正如一位曾调查科恩的记者所说：“科恩教给年轻的唐纳德两个简单法则：永远打回去，永不认错。” 科恩一再向特朗普灌输，在任何冲突中决不能示弱，要先发制人攻击对方，把对手搞臭搞垮 。如果有人批评你，绝不承认，立刻反击抹黑批评者。无论遇到何种指控，都要一概否认到底，哪怕证据确凿也绝不认错道歉。“主动进攻；否认一切；永不认输”，这就是科恩的三位一体教义 。特朗普对此可谓奉为圭臬，一生践行不辍 。回顾特朗普日后处理各种危机的套路：无论是商业失败、桃色丑闻还是通俄调查，他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科恩式方法——死不认账，猛烈反攻，把水搅浑，让对方投鼠忌器，最终自己全身而退或最小化损失。这与科恩当年在麦卡锡听证会上穷追猛打对手、在法庭上口吐莲花为黑帮脱罪如出一辙。

从1973年初识到1986年科恩去世，特朗普与科恩共事了13年 。在这段时期，特朗普从青涩青年成长为纽约知名地产商，科恩则一直充当他的“护法”和“导师”。有人形容，科恩几乎手把手塑造了特朗普的处事方式。特朗普自己在若干年后仍念念不忘科恩的好，他曾感慨：“要是罗伊还在就好了！” 。2017年，当司法部长塞申斯因回避“通俄门”调查让特朗普恼怒时，他愤愤地喊：“我的罗伊·科恩在哪里？” 在他心中，罗伊·科恩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无所畏惧、忠诚凶狠、能为他扫清一切障碍的代名词。可见科恩对他影响之深。

3. 科恩对特朗普的全面塑造：远超法律顾问的影响

科恩对于特朗普的塑造，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远远超过一个律师对客户的职业服务关系。首先，在法律斗争技巧上，科恩让特朗普看到了“以恶制胜”的力量。通过科恩，特朗普明白了法律不只是惩恶扬善的工具，更可以被精明强悍者所利用来打击敌手、规避责任。他学会了打官司不只是防守，还可以进攻——将诉讼作为武器主动出击，这正是他后来面对无数起诉讼总能斗争到底的底气所在。几十年来，特朗普卷入上千宗官司，却很少认输认错，一般都是要么打到和解，要么拖到对方放弃。这种“绝不退让”的法庭风格无疑源自科恩的熏陶 。

在公共关系与媒体操纵上，科恩也给予了特朗普重要一课。科恩是臭名昭著的“舆论操纵大师”，善于向记者泄露选择性信息，抹黑对手，转移焦点。特朗普跟随科恩耳濡目染，也掌握了如何驾驭媒体炒作话题的本领。他懂得放出假消息、编造绰号、重复简单口号等方法来主导舆论议程，这些都是科恩当年的拿手戏 。特朗普日后成功塑造自己“地产大亨”“真人秀明星”的公众形象，一定程度上也是汲取了科恩巧妙利用媒体建立声誉的策略。

科恩为特朗普打开了纽约权力圈的人脉之门，让出身商界的特朗普与政界乃至黑道都攀上了关系 。科恩曾把自己在里根总统竞选团队的人脉介绍给特朗普，这直接帮助特朗普在80年代初获取了宝贵的政府支持——如早年拿下曼哈顿格兰德酒店项目就有赖于科恩打通市政厅 。科恩还将两位年轻的政治说客罗杰·斯通和保罗·马纳福特介绍给特朗普，日后这两人成为特朗普竞选和执政的重要军师 。可以说，科恩不仅传授了特朗普斗争术，还搭建了他未来政治崛起的关系桥梁。这些影响很难量化，但无疑塑造了特朗普的人脉基础和政治触角。

最深层次的，罗伊·科恩对特朗普性格和理念的浸染更是刻骨铭心。科恩的人生哲学可以概括为 “强硬、狡诈、绝不示弱” ，而这几乎成为特朗普的人生信条 。有评论指出，特朗普的行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问问罗伊会怎么做”，然后依样画葫芦。这当然不是说特朗普没有自主思考，而是科恩对他的影响已经内化成了本能反应。当遇到危机，特朗普会自然而然地使用科恩式的“三板斧”：否认、攻击、拖延。正如2016年美国工人联合会的一篇文章所言：“科恩帮忙塑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特朗普：攻击；侮辱；操纵媒体；永不退缩；永不道歉；如果无招可用，那就编造。”这些套路是不是很熟悉？没错，这几乎就是特朗普这些年应对各种风波的一贯模式。从这一点上说，科恩确实称得上是特朗普的“精神教父”。

4. 科恩的遗产：特朗普政治风格的源头

罗伊·科恩于1986年去世时，唐纳德·特朗普参加了他的葬礼。尽管两人后来因科恩身陷麻烦关系有所疏远，但科恩的遗产早已深植于特朗普身上。特朗普政治风格中那些令人瞩目的特点：好斗、执拗、无情、善于翻供以及强调个人忠诚等等，都能在科恩身上找到原型。正如特朗普自己的话说：“罗伊待我很好，他对别人很凶残来保护我。”特朗普从科恩那里学会了如何做一个“恶人中的好人”——用对他人的凶狠来成全自己。这成为他后来对下属的要求模板（他常抱怨为什么属下不像科恩那样对他赴汤蹈火，也成为他对政坛对手的作战模式。

科恩的遗产不仅体现在具体策略，更在于一种世界观的传承。科恩的世界观是犬儒而功利的：道德、法律、公正都可以随意弯曲利用，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没有信念和底线，只崇拜力量和胜利。特朗普身上虽然不像科恩那么极端，但他对政治和人生的看法明显受此浸染。他很少诉诸普世价值，而是经常以成王败寇的口吻谈论问题；他不信任制度与规则，总以个人得失计算一切；他不会对任何批评者让步道歉，因为他认为那等于示弱认输。这种实用主义和强权逻辑，与科恩如出一辙，是对科恩主义的政治诠释。

可以说，没有罗伊·科恩，就不一定会有今天这个风格独特的唐纳德·特朗普。科恩从背后塑造了特朗普的硬汉外壳和战斗心态，甚至在特朗普多年后走上总统舞台时依然“发挥作用”。很多观察家注意到，特朗普执政期间某些引发争议的手法，如干预司法、攻击媒体、开除不顺从官员、要求绝对忠诚，都彷佛科恩死而复生在幕后指导一般。这当然不是阴谋论，而是历史影响的延续。正如一本传记所说：“罗伊·科恩虽然死了，但他活在特朗普的每一次推文，每一句怒吼，每个决定中。”很难想象，一个早逝30多年的律师会对21世纪的美国总统产生如此持久影响，但现实就是如此奇妙又讽刺。

5. 主动向对方进攻；否认一切对自己的不利描述；永不认输，坚定地宣称自己会成功——罗伊·科恩（Roy Marcus Cohn）的“三位一体”教义

以上这段话，几乎可被视为罗伊·科恩送给唐纳德·特朗普的行为准则。这三条教义包含了科恩毕生斗争经验的精髓，也成为特朗普日后纵横商场政坛的看家法宝。回顾特朗普的一系列重大抉择与事件，不难发现其中的影子：

●主动进攻：无论在商业谈判还是政治较量中，特朗普总是先声夺人，出招凌厉，把对手逼入守势。例如，面对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他在总统辩论会场邀请女性指控者坐台下以羞辱希拉里；在贸易谈判中，他先对中欧日韩挥舞关税大棒，造成压力再寻求交易。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科恩式“先发制人”的进攻哲学。

●否认一切不利指控：不管是被曝光的桃色绯闻，还是“通俄”调查结果、国会弹劾指控，特朗普几乎从未承认过有任何过错或问题。他对Stormy Daniels付封口费一事矢口否认多年，对“通俄门”更是一概斥为骗局。即便证据确凿、亲信认罪，他仍坚称自己清白。这正是科恩教的：“永远别承认他们说的坏话。”

●永不认输，坚持成功叙事：哪怕局势对己方不利，特朗普也绝不吐露失败之辞，总是高调宣示胜利在望。比如2020年大选明明落败，他却一直宣称自己大胜，只是被窃取胜利。他对外总是满怀信心，说自己“前所未有地成功”，拒不接受失败现实。这种近乎自我催眠般的乐观和不认输，正符合科恩的教导：即使输了也不承认输，嘴上一定要赢。

罗伊·科恩的“三位一体”原则已经深深刻入特朗普的行为模式，成为其政治生命力的重要来源。当然，这套原则既成就了特朗普，也为他带来了巨大争议和敌意。否认错误和拒绝让步的风格固然让他支持者觉得强硬可靠，但在反对者眼中却是不诚信、反民主的表现。然而，不论评价如何，我们必须承认，这套由科恩传承下来的斗争哲学，的确帮助特朗普渡过了一次次危机、塑造了“打不垮”的个人神话。

综观特朗普的个人成长轨迹和风格形成，罗伊·科恩这个名字贯穿始终。科恩在世时，他如影随形教导和保护着特朗普；科恩离世后，他的鬼魂仍似乎徘徊在白宫走廊。当我们看到特朗普怒斥媒体、开除官员、对法庭裁决不屑一顾时，仿佛又闻到罗伊·科恩当年横行无忌的气息。科恩的沉浮或许是一段往事，但他的遗产经由特朗普在21世纪的政治舞台上发扬光大。特朗普身上那股既无畏又无情的劲头，正是一脉相承于罗伊·科恩所代表的时代暗影。

五、结语

特朗普，这个被支持者奉若救世主、为反对者视如洪水猛兽的人物，以其独树一帜的轨迹和风格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有人说，他让美国看清了自身的裂痕与病灶；也有人说，他让美国撕掉了伪善的面具、直面社会深层的不满。无论功过，唐纳德·特朗普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绕不过去的存在。他的传奇经历——出身富豪、商界沉浮、横空出世夺取总统宝座，又在败选后卷土重来——充满了戏剧性和震撼力。然而，他所引发的争议和撕裂同样前所未有：民主与威权的边界因他而模糊，事实与谎言的界限被他屡次打破，美国的政治规范在他手中被一再挑衅。今天，当我们回顾特朗普的一切时，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人，对美国和世界的长远影响究竟是什么？

或许，特朗普的出现和成功不是一个意外，而是时代土壤孕育的必然。在经济全球化加剧不平等、政治精英远离草根的背景下，特朗普主义应运而生。这提醒我们，他的崛起反映了美国内部真实存在的问题。当一部分选民感觉被抛弃，他们愿意选择一个他们眼中的“局外人”去挑战现状，哪怕此人注定引发轩然大波。这份民意不容忽视。特朗普带来的冲击也许迫使美国社会重新检讨长期存在的制度弊端，从而促成改变。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也许在无意间成了变革的催化剂。

然而，特朗普式的治国之道也给民主制度敲响警钟。当一个领导人拒绝接受选举结果、鼓动群众对抗宪法程序时，民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1月6日的国会山阴影提醒人们，自由体制并非牢不可破，任何麻痹都可能带来危险。或许特朗普时代的结束（暂时的结束）将促使美国民主体系自我修复，堵塞漏洞，使之更坚韧。但也可能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让政治对立、社会裂痕在未来更难弥合。

无论如何，特朗普已经把美国带入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从今往后，“特朗普主义”将长期存在于美国政治词典中。即使有朝一日特朗普本人功成身退，他激发的民粹潮流、他改变的共和党走向都会延续下去。对于世界而言，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内政的变化也深深牵动着全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让美国部分退出世界领导角色，不少国家趁机拓展影响；而他的强硬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ь（不可预测性）又使盟友和对手都调整策略。可以说，特朗普任内的四年和他搅动的风浪，正在塑造后特朗普时代的国际秩序雏形。

唐纳德·特朗普——有人敬他如圣人，有人斥他似暴君。他究竟是哪一种？抑或兼而有之？这个问题恐怕短期内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带领美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试验，也撼动了世界的既有格局。当我们冷静审视这段历史，不妨跳出个人好恶，从更高视角看待特朗普现象。或许几十年后的史书将写道：21世纪初，美国曾选出一位极具争议的总统，他激发了民主的活力，也暴露了民主的软肋。他让一部分人重新找回了存在感，却也让另一部分人陷入焦虑不安。

未来，美国仍将继续走在民主道路上，但那条道路已经因特朗普而不同以往。此刻，当选民再次将他送回白宫（或拒之门外），他们实际上也在书写历史的新篇章。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个人终将远去，但理念与影响长存在这场竞选中投下选票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人，或许在未来某个时刻会想起：自己曾经投出的这一张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分量极重、足以改变世界的选票；这一份由自己亲手送出的，美国人民毫不在意、全世界人民却无限渴望拥有的特殊权利。

圣人也罢，暴君也罢，特朗普已然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美国民主的荣耀与阴影。至于这面镜子映出的将是美国再度伟大的曙光，还是民主制度需深刻反省的暗影，就留给历史和人民去评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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